“本世紀以來，我國的制造業開始從東南沿海地區想中西部內陸地區規模化地轉移，并在近幾年成為一種頗受矚目的經濟現象。在各級政府和行業組織的大力推動和廣大紡織企業的積極參與下，目前已形成了多方協作共同推動紡織服裝產業轉移的良好局面。”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孫瑞哲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國制造業的區域轉移及其對社會責任的影響》報告通報會上表示。由此，中國紡織業的區域轉移再次被提到一個高度。

　　中國紡織業正經歷產業轉移

　　縱觀我國紡織業的發展，不難看出中國紡織業的產業轉移可以說經歷了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之前。這一時期紡織行業“從集中到分散，從東南到全國”的區位轉移造就了全國性的紡織服裝生產能力，其歷史性的社會影響就是基本滿足了我國人民的生活需要。

　　從1979年開始，中國紡織開始了建設世界紡織大國的努力。這一時期國有企業進行改革，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中國紡織業迎來了進一步做大做強的機遇。而這一時期，我國東部地區利用開發和得天獨厚的區域優勢，抓住發達國家和港澳臺地區產業轉移的趨勢，承接發展了大量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加工工業，其中包括紡織服裝產業。

　　在這些因素的推動下，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發生了第二次整體區位轉移，形成了“從分散到集中，從全國到東南”的發展格局。

　　而從本世紀初開始的第三次宏觀區位轉移，基于當時與目前的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特別是東部一些產業紛紛邁開向中西部地區投資轉移的步伐，因而，紡織服裝行業開始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的又一次轉移。

　　到目前為止，這一轉移已基本重構了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前景：從我國紡織服裝產業靜態布局結構看，東部地區似乎仍是紡織服裝產業的主力，而從動態布局結構看，中西部地區對行業發展的貢獻度仍在不斷提升。

　　產業轉移對社會責任的影響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社會責任辦公室在全國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了“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的結構性轉移及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的專題調研。調研對象除了轉入、轉出地的企業外，還包括當地政府、行業組織以及員工等利益相關方。

　　調研轉出地的省份有廣東省、浙江省、山東省；轉入地省份包括新疆、甘肅、陜西、山東、江西、安徽、河南、湖北、重慶。調研共訪到企業41家，其中，轉出地(本地)企業14家，以及轉出地轉移至轉入地的(轉入地)企業27家。這些樣本企業中的轉入地企業的投資方都來自于東南沿海地區。

　　通過調研可以看出，隨著近幾年社會責任在中國的普及，尤其是政府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引導和推動以及社會層面對企業實踐的關注和監督，轉入地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意識和認知程度與轉出地企業的差別正在縮小。具體來看，產業轉移對轉入地的直接影響之一是為當地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使從前背井離鄉的外出務工人員實現就業本地化，增強了當地經濟和社會的活力。

　　在多種因素驅動下，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從東南向中西部的轉移，無論是市場、勞動力、抑或資源與環境，都是承載和反映企業社會責任效績的核心因素。這些核心因素，都將聯動其社會責任表現，對經營伙伴、競爭對手、員工、社區、消費者以及環境等相關方產生重要影響。中國東部地區有近70%的企業已經采取措施著手轉移或正在計劃轉移。紡織企業，特別是織造業企業，正陸續往中國中西部內陸地區搬遷。這些企業多數規模龐大，因而，也將給遷入地區帶來巨大的社會責任影響。

　　“不管對待員工還是環保，原來怎么做，企業轉移后也要怎么做，例如有人認為開辦粘膠廠，污水可以直接往沙漠里排，環境影響并不大，我們認為不妥。我們不是轉移污染，轉移落后，而是轉移產業，利用你的優勢發展企業。”這是某東部省份行業協會有關人員在談到企業轉移時說的一句話。中國紡織服裝的區域轉移，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之一便體現在環境保護方面。而這一方面轉移地的政府、相關部門、企業與社會同樣非常關注，這就要求轉出地企業和轉入地的新建企業要承擔起企業的社會責任。

　　調查顯示，轉入中西部的紡織服裝產業以紡織和服裝制造為主，這是兩個相對清潔的行業，而制造和服裝之間的印染環節轉移則少。在調查中也發現，轉入地新建企業的環境影響評價和環保制度落實的比較嚴格，環保設施也比較先進，多數企業都能達到甚至超過轉出地既有企業的水平。尤其是按照轉入地統一規劃建設于園區的企業，其環保硬件配套都能達到國家和當地政府的要求。

　　從另一方面看，轉入地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真正問題是相對比較落后的環境保護管理水平。通過調研發現，80%的轉入地企業建立了基于環境保護要求的環境管理體系，但這一數字低于轉出地企業85.71%的比例。另外，在轉入地，只有15.63%的員工比較了解工廠有關環境保護(污水、廢棄物或廢棄排放等)和節電節水等方面的要求與制度，而在轉出地，這一比例則是28.57%。

　　通過調研，發現在產業轉移過程中也面臨一些現實的問題，如：勞動力和土地供應不樂觀，轉移相對優勢逐漸減弱，環境評價指標的瓶頸約束，企業家對實體經濟的投資信心不足等。尤其是，轉入地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應對能力、管理水平和驅動機制則與轉出地存在較大差距；而且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并不必然能降低勞動力成本，也不能解決工時等全局性的和結構性的問題。無論是在產業的轉出地區還是轉入地區，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和企業社會責任績效的持續提升都需要當地政府、行業組織、價值鏈上的商業伙伴等利益相關方共同的長期努力。